商代开始，礼制成为奴隶制社会的重要制度，到了西周则达到了最高的顶峰状态。
《周礼》中记载，“以吉礼事邦国之鬼神祗，以凶礼哀邦国之忧，以宾礼亲邦国，以军礼同邦国，以嘉礼亲万民。”
这里所讲的五礼，对后世影响极大。
其实，礼本是来自远古的意识形态，礼的甲骨文写法是像用器具托着两块玉奉献给神鬼，是氏族成员祭祀的仪式。
甲骨文礼字的写法
商人把这种原始的礼，改作为尊君的仪式，以此界定尊卑、主从的人际关系和行为规范，周人则把礼发展成为完备的宗法制度，其实质就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等级身份制度。
而此时的玉器，相应的就成了为统治者服务的礼仪工具，并在礼仪活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周礼·春官·大宗伯》“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国。王执镇圭，公执桓圭，侯执信圭，伯执躬圭，子执谷璧，男执蒲璧”便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各种不同身份等级的人所应该拥有的不同的玉器。
而“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苍璧礼天，黄琮礼地，青圭礼东方，白琥礼西方，赤璋礼南方，玄璜礼北方”则又说明了古人在祭祀天地四方神时所使用的各种玉器。
尽管这些用玉制度，并非产生于西周，或其间掺杂了后人的一些想象和理论化的成份，但是，礼仪玉器在西周确实得到了发展和完善。
早期的玉器是有特殊场合使用的目的
不过，商周玉器的主要社会功用，还应是祭祀的象征物和对武功的炫耀。
《左传》成公十三年记载的“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便是宣告了祭祀与军事的重要性。
古时候，国家的大事最重要的就是祭祀祖灵和捍卫社稷。
捍卫社稷必须依赖武力，所谓“执干戈以卫社稷”则为古代部落全体成员的天职。
因此，商周墓中出土的数量较多的戈钺、戚、刀等，当是用于显示威武的兵制礼器和仪仗器。
它既代表了王室贵族的尊严、权力，同时也是对武功乃至军事实力的炫耀。
至于祭祀祖神，也并不是因为当时人认为祖先具有神力，而多半是以此来溯祖追宗，表明自己地位的由来，以巩固既有的政权，维护当时宗法权力的结构和秩序。
正如礼不是玉帛，而乐也并非钟鼓一样，它们只不过是 种外在形式，只有通过人的内心才能起作用。其目的即在于统摄万民。
虽然商周玉器在祭祀活动中占有重要地位，但从实物造型来看，它们大多个体较小，不像是祭祀对象。
若从新石器时代巫师们那种手执玉钺、身披玉饰以及三星堆铜人手握玉琮的情况看，商周玉器在祭祀活动中，也应该是镶嵌于其他物体或佩挂在身上的。
正如邓淑蘋先生所说：“在我国商周古玉中，不少人形或动物形的玉雕，下端都有榫，若作为人们祭把的对象，器型未免太小了。
根据《汉书·礼乐志·天马》中记载，在国家庆典时的歌曲为“饰玉梢以歌舞，体招摇若永望”，唐人颜师古注”梢，竿也，舞者所持。玉梢，以玉为饰之也，”这虽是汉代的歌曲，但国家在庆典时所奏的祝乐，保留了较多的古制，这种舞者手拿嵌有玉饰的长竿跳舞的习俗，未尝不可能传自商周。”
《礼记·祭统)亦载：“朱干玉戚，以舞大武。”
原始社会时期玉器的主要功能就是祭天
许慎《五经通义》曰“以文得之先文乐，持羽毛而舞；以武得之，先武乐，持朱干玉戚而舞。”
由此可见，商周时期那些带有榫头或钻有穿孔的玉器，很可能是用来嵌饰在朱干上，作为古人举行重大礼仪和祭祀鬼神的活动中使用的道具。
由于商周玉器是为社会礼制服务的，所以在玉器的雕琢过程中，往往寄赋了当时人们的一种观念或某种含义，其审美意识便约定俗成的倾注到了实用意义上。
通过对实物的观察，我们不难发现，商周玉器，无论是造型还是图案花纹，大都抽象化了。
特别是动物造型，它只具有某种动物的特征，而又并非写实。这种奇特的形式，应与当时宗教观念和社会理想有着密切关系。
它们或许是当时宗教崇拜的对象，或许是代表了商及各联盟方国部族的标志特征，正如“铸鼎象物”一样，以此作为国家权威和王室贵族的代表。
特定的衣着服饰和跽坐姿势都是祭祀仪式中的一个画面缩影
众多资料显示，商周时代的玉器，其文化意义远远大于写实意义，同时也正是由于中国美术这种人文观念的早熟和对实用功能的重视，所以，古人的审美活动，往往绝对服从当时的政治、宗教及社会需要。
商周玉器那种左右对称，正面为尊的构图，方折合度严谨规范的花纹装饰，无一不是礼制社会的产物。
工匠们在碾琢刻画时，决不能逾越礼制的模式，同时它随着礼制的绝对权威而达到极致。
这种审美意识，对日后乃至今天中国人的思想、性格的塑造，均有着不可思议的影响。
因此，当我们欣赏那些沉稳端庄、方正对称、规矩严谨的商周玉器时，常常能从中领略到一种民族精神的感召和文化规范的启喻。
这正是商周玉器具有的一种特殊意义和重要的审美特征。
尽管世事如云，多少繁华如梦，多少显赫随风而逝，然而不变的是一种文化，是一部用玉石写就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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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古玉器的纹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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